解密西汉司法法儒两家曾多轮交锋争夺主导权

　　解密西汉司法：法儒两家曾多轮交锋争夺主导权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大儒，凭借春秋决狱而在中国司法史上留名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核心在于强调论心定罪，故决狱过程“时有出于律之外者”

　　汉代儒生的崛起与地方历练的影响

　　在董仲舒被汉武帝赏识之前，因过于信奉天人感应之理，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上奏，严明皇陵祖庙两次失火之因乃灾异所致，遭武帝罢废为中大夫，遂以教授《公羊春秋》为业不过，时隔一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仍以天人感应对答，一举成名，并借此机会系统地阐释了“大一统”学说，极合武帝打造中央集权统治之意

　　一战成名之后，时年45岁的董仲舒并未得到在中央任职的机会，而是曾两度被派往地方王国任职第一次是在成名后不久即前往曾经尚武的“七王之乱”之首吴王刘濞之地，担任粗暴蛮横的武夫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乃武帝兄长

　　，亦有谋反图霸之心，对声名大噪的董仲舒相当礼遇，将其比作曾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然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将其驯服，打消了其造反的图谋董仲舒在江都为相六年，以儒家公羊学为指导，采阴阳五行，祈雨止涝第二次是在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被荐任为同样是武帝兄长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比刘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暂的4年后，董仲舒以有疾为由辞官

　　在武帝削藩之后，委任地方或被视为渐离政治中心而遭疏远的预兆，更何况是远离长安的江都和胶西不过，刘非和刘端乃武夫出身，将大儒派往地方，也是武帝刻意安抚削藩后的地方王国之民心，企图彻底改善地方不时溢出的强调霸道的法家意识流将董仲舒置放到颇为粗鄙和彪悍的地方王侯身边历练，意在检验儒家王道思想的功效并非纸上谈兵的董仲舒没有让武帝失望，在10年江都国相任期内作出了不菲的政绩，而且彻底贯彻了其所主张的天人感应学说和春秋大一统学说这些都被武帝看在眼里董仲舒对天人感应学说持之以恒的坚守，使他在地方执政期内藉此普度众生15年的官场历练在董仲舒看来不仅实践儒学经义已足矣，也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义主义的影响力，所以在他尚未到60周岁时，便全身而退毕竟在武夫专政的诸侯之地任职有动辄得咎的危险，且称病辞官也符合儒臣之惯习

　　致仕隐居与儒家的以退为进

　　按照常理，告老还乡是董仲舒作为儒生的当然之选，但他并未就此彻底隐退，也未回到家乡广川郡(今河北衡水)，而是迁居到长安的一条陋巷，别有种“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隐士风骨

　　须知，汉代的隐士普遍隐于民间，他们多是在自己的故乡或是四处游走，以占卜或传教等方式生活西汉时还出现了朝隐的现象而且，董仲舒尤擅长公羊学，在景帝时即为经学博士，开坛讲学，广招门生，其学生后来也与他同样成为诸侯王国的国相和长吏以讲经传教的方式继续活跃在首都思想圈，以维持儒家持续的影响，正是董仲舒深居陋巷的初衷

　　这样说来，董仲舒从官场退出是有目的的退出，是一种以退为进之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以75岁的高龄病逝，这距离他隐居长安的陋巷已超过15年，足见他逗留在长安并非真正以安享晚年为目的

　　据《后汉书·应劭传》称：“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不过，《春秋决狱》这本书相较于其成名作《春秋繁露》相差太远《春秋繁露》可以视为阐释西汉中央集权理论的扛鼎之作，而《春秋决狱》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套简单的案例/司法裁判手册，其失传于后世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董仲舒动了编写儒家裁判操作手册的念头，应该是当时司法被儒家经义不断入侵的真实写照，司法界急需要一套案例指导用书助其引经裁判这也或许是张汤在通过数次问计于董仲舒的过程中，传达武帝的圣意所致因为作为酷吏代表的张汤，不可能由衷地接受儒家的引经决狱，否则司法裁判会失去基本的准则，酷吏所推崇的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便不攻自破了这也是后世批评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因张汤亲自陋巷问计，基本都是未决的朝廷大案，在大案上犹豫，求教于儒家之经义，无疑是为儒家思想占领司法制高点创造机会这无论如何也不是酷吏张汤心甘情愿所为，很可能出自武帝的授意

　　君臣对弈与司改交锋的微言大义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在旅游文化的发展中，地方文旅为何不主动走进市井街巷，亲身探访民间风情，做出亲近大众的表率，这岂不更符合文旅品牌的形象塑造?

　　一则，是因为深入市井、贴近百姓本就是文旅融合中惯用的推广手段，以传统观光为主导思路的目的地，不可能仅因一场节庆活动和短期的网络热度就迅速转向深度体验，虽然有些地方近年在做这样的尝试，因此，文旅策划者与地方文化研究者，便成为沟通传统观光与深度体验的关键人物，他们之间的多次交流，也就成了两种旅游理念的论辩，故而，后来整理出的《街巷访游录》也不得不“言之详矣”

　　二则，“数遣文旅调研”表明当时的文旅规划在体验式旅游逐渐兴盛的背景下，繁多且棘手，随着各类文化节庆的设立和民间社团的参与，活跃在地方文旅一线的文化工作者愈来愈多，民间参与使得生活气息和在地体验成为关乎目的地口碑的正统，游客反馈便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于是，意见征集、游客留言都成了经常性的互动活动，某个小众目的地被大众发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契机。

　　因此，文旅部门才会多次派出擅长传统观光的团队去接触深耕在地文化的研究者，而且授意编写《街巷访游录》作为案例参考或导览手册，试图改变传统观光刻板疏离的形象。

　　这已经表明，地方文旅此时意在通过产品试探以传统观光为代表的旧模式，和以深度体验为代表的新模式双方的容忍限度和协同发展的可能。有学者曾言，“使规划者皆能若此，走马观花之弊亦不必作矣”这无疑是两种理念已有隔阂的写照。

　　就此而言，“数遣文旅调研”可被视为地方文旅所主持的第一轮观光与体验协同发展的非正式座谈。此事在《地方文旅志·应劭传》中寥寥数笔，为的是强调同样是深度体验倡导者的后世文旅人对早期探索的承继，且他们也同样撰有《街巷访游续录》。

　　以《街巷访游录》惯用的“微言大义”之解读方法来重新审视这段故事，可以窥视文旅部门、策划团队与在地文化研究者三者之间在资料中难以言说的关系，更凸显了在地方文旅以深度体验改革产品，进而引生活入游的过程中，两种理念多个回合隐秘但激烈的交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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